焦虑，已经成为中国家长面对子女教育时的普遍心态，似乎很少有人能够淡定以对。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家境更为宽裕的70后、80后成为中国家长的主力军，更多的物质和精力被投入到子女教育中，但伴随着更多的投入不是更多的从容，而是更多的焦虑。

中国家长你为何如此焦虑

暑假刚开始，杭州市外语实验小学校长张敏收到了一位家长的求助微信。这位家长在微信里表达了对孩子各科都是A，唯独音乐挂B的焦虑。之后，张敏越想越不是滋味，在个人微信公号上发了一篇文章，请求家长给孩子一个不全优的权利。

孩子各科都是A，唯独音乐挂B，这样的孩子已经够优秀了。可是家长还是不满意，心中充满了焦虑。现在不少家长在学习上对孩子要求过高，容不得出现半点“瑕疵”。他们对孩子那么多A视而不见，却抓住一点斤斤计较，这对孩子是很不公平的。诚如张敏校长所言：成绩单上都是全优的成绩就保证孩子会有一个全优的人生了吗？全优的人生是脆弱的，是有隐患的，可是为了现实的利益，又有多少家长会真正在乎孩子的幸福力呢？

家长追求“全优”的盲目和焦虑，实际上并不能说明他们对孩子综合素质的关心。“逼着老师改成绩”就暴露了他们对成绩的功利化理解，“全优”的要求里，实际是顺利考学的一种“资本焦虑”。孩子素质可以不是优，但成绩必须得优，改也得改成优，如此无理的要求只能说明家长对素质教育的三心二意。

其实，家长对成绩如此“求全责备”甚至“逼老师改成绩”，还有更深层次的现实原因，那就是小升初考民办中学和初中名校要看成绩单，全优是热门初中的敲门砖。由此不难看出，家长对成绩的焦虑都是教育逼出来的，有了“全优优先”的畸形招生政策，才有家长对成绩“全优”的盲目追求。考试和招生政策是指挥棒，指挥棒出现偏差，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要求家长配合和支持素质教育？对“家长逼老师改成绩”，最应该反思的恐怕是教育。

现在的教育有一个怪现象：一所学校有了“名气”，它就获取了招收优秀学生的权力。一些地方政府不仅为打造名校费尽心机，也为名校的生源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一个地方的优质教育资源和优质生源全部集中于一两所名校或超级中学，无疑会给家长造成一种认知上的错觉：孩子进不了名校，前途基本上废了。时下的学区房、学位争夺战、生源大战、掐尖招生、补习班、兴趣班等现象屡禁不止，愈演愈烈，莫不与此有关。

学校是素质教育改革的主阵地，必须承担起教育改革的时代使命。多年的教育改革实践证明，素质教育改革难以整体推行，动不了“大手术”，那么，我们可以针对个别的、局部的不合理现象进行“小手术”。比如近期河北省多地对衡中系的跨区域违规招生亮剑，就是有益的尝试。

中国家长如此焦虑的原因

焦虑来自于对比——别的学校有，别的孩子在学。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副教授殷飞认为，说白了就是攀比，有时候家长甚至没搞清楚自己在焦虑什么，就三人成虎形成了恐慌，把正常的学校教育过程妖魔化了。然而，焦虑的家长总能在“对比”中发现落差，千方百计抢先出发；总试图领先于人，而担心屈居人后。于是，在无休无止的自我较劲和竞争妄想中，家长们不断给孩子增加重负。

焦虑来自于选择——学和不学，就在一念之间。选择买房或交择校费，还是选择优录？选择A校的幼小衔接，还是选择B校的俱乐部？选择高中出国，还是选择国内高考？不夸张地说，中国家长面对孩子教育问题的选择时，之所以“举轻若重”，甚至患上选择恐惧症，是因为他选择的不是某一种现实，而是在选择未来。

更深层的焦虑来自于所在群体的社会压力——进不了前100名，这辈子就完了。除了极少部分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漠不关心，大多数家长都会产生焦虑，且不分群体。而这种焦虑无疑与当下社会的板结化密切相关：柳传志的女儿一统网络搭车帝国，王健林的儿子成为举足轻重的网红，而寒门难出贵子。教育焦虑所折射出的社会现实是：家庭的见识与父母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命运。

当下中国教育跟过往的一个不同之处是，所有人都想要教育好孩子，但最终能够付出的水平不一样，结局也会不一样。中等收入群体不是怕穷，他们是既害怕社会结构固化，自己的下一代无法再往上攀升，又害怕社会结构变动太快，稍有不慎就往下滑。社会压力的释放点聚集到教育上，就产生无穷无尽的焦虑。从根本上看，中等收入群体的命门不仅是教育，其他方方面面都有不安。”

对广大寒门学子来说，教育焦虑更多是一种“纵使命运不公，我也无法不用尽全力”的酸楚。高校农村学子比例长期偏低，一些农村学子直接放弃高等教育，“读书无用论”早已在农村蔓延。部分农村家庭功能缺失，父母外出打工，农村教育独木难支；大城市以户籍为主分配教育资源，随迁子女难以接受优质教育；二流、三流大学的文凭在就业市场上不断贬值，使农村家庭认为受教育的成本高于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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