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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出自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全句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意思是在朝廷里做高官就应当心系百姓;处在僻远的江湖间也不能忘记关注国家安危。
《岳阳楼记》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于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1046年10月17日)应好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请为重修岳阳楼而创作的一篇散文。这篇文章通过写岳阳楼的景色,以及阴雨和晴朗时带给人的不同感受,揭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古仁人之心,也表达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爱民情怀。文章超越了单纯写山水楼观的狭境,将自然界的晦明变化、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结合起来写,从而将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纵议政治理想方面,扩大了文章的境界。全文记叙、写景、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动静相生,明暗相衬,文词简约,音节和谐,用排偶章法作景物对比,成为杂记中的创新。
这篇文章写于庆历六年(1046)。范仲淹生活在北宋王朝内忧外患的年代,对内阶级矛盾日益突出,对外契丹和西夏虎视眈眈。为了巩固政权,改善这一处境,以范仲淹为首的政治集团开始进行改革,后人称之为“庆历新政”。但改革触犯了封建大地主阶级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而皇帝改革的决心也不坚定,在以太后为首的保守官僚集团的压迫下,改革以失败告终。“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又因得罪了宰相吕夷简,范仲淹贬放河南邓州,这篇文章便是写于邓州,而非写于岳阳楼。
按照宋代人的习惯,写“记”以及散文一类的文章,本人并不一定要身在其地,主要是通过这种文章记录事情、写景、记人来抒发作者的感情或见解,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古时,邀人作记通常要附带一份所记之物的样本,也就是画卷或相关文献之类的资料,以供作记之人参考。滕子京虽然被贬岳州,但他在任期间,做了三件政绩工程,希望能够取得朝廷的谅解。重修岳阳楼便是其中之一,完成于庆历五年(1045)。滕子京为了提高其政绩工程的知名度,赠给范仲淹《洞庭晚秋图》,并向他求作两记,一则就是《岳阳楼记》,另一则是《偃虹堤记》。《岳阳楼记》所述内容有实物可查,然而《偃虹堤记》则无迹可寻。但是在《偃虹堤记》中,范仲淹也同样将偃虹堤描写得具体翔实,相较岳阳楼毫不逊色。因而,便引发了少数学者关于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时是否去过岳阳楼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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